?英国人觊觎香港已久，在他们看来，霸占了香港，香港就是他们对华贸易的桥头堡，又可以把它视为对华全面扩张的据点。阿美士德看上了中国的香港，实际上当时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都有这种愿望。1830年，47名在华鸦片商人联名上书英国议会，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手段，占领中国海口的一个岛屿，以“保护”英国对华贸易。琦善在广州谈判时，英国人又提出了割让香港的要求。11月29日，初到广州的琦善先是派守备张殿元、白含章、翻译鲍鹏等人前往接受外交文书，实际上也是试探英国人的口气，看看他们会开出什么条件。一开始，义律就提出了赔偿军费、追讨商欠、赔偿被烧毁的鸦片折价2000万两白银、中英对等外交、割让沿海某处地方供英军使用等条件。张殿元、白含章两人通过翻译鲍鹏对这些条件予以驳斥： 第一，贵国自己动兵，军费开支系“自取”，我朝为了防堵，也花了不少钱 ，请问这笔费用又该问谁要？ 第二，既然是商欠，就该找商人要，官府不承担责任； 第三，烟价无赔偿之理； 第四，以往是英国商人与广东官府往来，故而长期用上下行文，以后如中英官方对话，文书体例自可变通。至于如何变通，那就不是我们两个能决定的了； 第五，关于割让地方，纯属无理取闹，我天朝允许你们来华贸易，已经是格外开恩，怎么能再割地呢？ 面对两人的驳斥，义律在鸦片赔偿问题上作了让步，表示可以降到1600万两。但张、白两人表示，最多只能接受300万两。义律讨价还价表示可以降到1200万两，这是底线不能再降了；张、白两人则还到400万两，也表示这是大清的底线了。这样，双方的试探性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共识。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中英双方的试探性谈判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，但是，义律已经摸清了清政府急于求和的心理。琦善一味地恭让，义律并没有感恩戴德，也没有因此就给琦善好脸色。相反地，义律利用琦善的这种软弱求和的心态，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更多的非理要求。12月7日，义律给琦善发出照会，把在天津大沽会谈时提出的要求复述了一遍。义律说，英军既然已经撤军南返了，那就请贵代表赶快议结和约吧。琦善还真给义律面子，在没有征得道光帝同意的情况下，竟然答应赔偿鸦片烟价500万两。琦善此举是希望义律不要再坚持割让岛屿的事情了。琦善对义律说，他担心大皇帝非但不会答应这样的事情，其他的条件也会拒绝。义律在割地开港的问题上不肯让步。琦善没有办法，只有奏报道光帝，说英人态度蛮横，开口就要割让岛屿，否则就再起战端。琦善在奏章中又说，现在臣很担心，再起战端，我方又确实无法取胜。到那时，谈判就更加困难了，保不齐还会提出更多要求。 因此，请求皇上降旨允准600万两赔款，并于广州之外，准令福建厦门、福州两处通商，作为权宜之计。 道光帝，在位期间清朝日益衰弱? 英国人要求割让香港，这是道光帝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割地赔款可是有损天朝体面的，琦善的奏报使他认识到一味地迁就英国人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他给琦善下了一道圣旨，态度强硬地说割地赔款万万不行。纠结的琦善接到皇帝的谕令后，应该说也是有压力的。道光帝的态度转变了，琦善知道不能一味地妥协了。可是义律步步紧逼地要求割地，如果答应英国人的要求，自己就有被朝廷治罪、杀头的可能；可是如果不答应，就无法笼络义律，谈判就有可能破裂。到那时，皇上仍然会怪罪他没有笼络好英国人，仍然会追究他的责任。怎么办呢？应该说，此时的琦善是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的。不管是对道光帝还是对义律，他一概装聋作哑。12月26日，义律就割地一事向琦善下了最后通牒：在28日零点以前若无满意答复，英军将马上动武。可是28日那天过去了，琦善没有答复。义律急了，他于1841年1月5日又一次发出通牒：如果再不答复，就真的动武了。琦善以为义律这次又是“狼来了”的空吼，所以他仍然没有答复。琦善的装聋作哑还是惹恼了义律。1月7日，英军向虎门沙角、大角发起攻击，并很快攻下了炮台。沙角、大角的失陷使外交谈判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。 果然，义律利用沙角、大角的失陷发出照会，要求将沙角也割让给英国。这个要求更让琦善感到为难，但是，英军随时都有可能发起新的军事行动，他感到不能不有所表态。琦善复照义律称，如果英军退还定海、沙角，可以奏明皇上，请旨将珠江口外给予“寄寓一所”。这等于表示，在割地的问题上他会努力说服道光帝。琦善的这个表态，使义律觉得应该向清方提出更多的要求。1月17日，琦善与义律又进行了一次会谈。当然，这次谈判实际上是被迫的。谈判的地点在广州以南26英里的莲花山。当时，义律带了56名杀气腾腾的皇家水兵和一个由15人组成的乐队。他们在这种氛围中展开了谈判，具有很强的示威性质。谈判中，义律提出了四个条件：割让香港；向英国赔款600万两；中英两国平等相待；恢复广州的通商限期，英商可以到黄埔或黄埔以外的地方经商。 这一次，琦善竟然私下里答应了割让香港与鸦片赔款。但是，他答应了并不意味着道光帝就同意了，他也不敢代替皇帝作出决断。怎么办呢？他把皮球踢给了道光帝。琦善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，浓墨重彩地阐述不能与英国人对抗的原因，地理形势没有险要位置可以据守，武器和士兵作战又不能力敌，民情意志不坚定，这样的情形交战起来，胜负实在没有把握。琦善最后说，考虑到国计民生，他才去同义律会谈的。琦善的奏折中还附了义律要求割让香港、赔偿鸦片款的草案。这个草案就是后人所说的“穿鼻草约”。虽然琦善没有在“穿鼻草约”上签字，但道光帝看完奏折后，对琦善更加不满。他让琦善到广州与英人和谈曾下过这样的指示：如遇英人“不驯”，仍当进剿。但是，琦善非但没有进剿，反而默许了英国人的要求。道光帝斥责他：“胆敢背朕谕旨，仍然接递逆书，代逆恳求，实出情理之外，是何肺腑?无能不堪之至！汝被人恐吓，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，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，朕不惧焉。” 虽然道光帝说不惧怕英国人的恐吓，但义律认为，琦善既然默许了“穿鼻草约”，那就等于事情已经说定了。于是，他发了个占领公告，强行占领了香港。义律单方面宣布与琦善达成了“穿鼻草约”，这更使得道光帝把怒火发到了琦善头上，于是，他将琦善革职查办。而事实上，英国女王也不甚满意义律的这个单方面决定。于是，一个“穿鼻草约”把琦善和义律都排斥出局。琦善的倒下，是因为天朝皇帝不承认“穿鼻草约”，认为他违背圣意，竟然敢将香港私许给英国人；义律的倒下，是因为英国女王认为义律并没有严格按照政府的训令行事，视训令为废纸，“穿鼻草约”取得的成果跟帝国的远大目标有很大的差距。英国女王很不满意“穿鼻草约”，她为此给比利时国王写信说：“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，巴麦尊感到极其羞辱。如果不是由于查理?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，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……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，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的条件。”中英双方最高领导人都不满意“穿鼻草约”，因而双方都不承认这个草约。这就意味着在战与和的道路上，中英双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